永济柳宗元纪念馆（资料图）

祁世坤

柳宗元祖籍河东，河东有着柳氏祖茔。他在柳州任上去世后，柳州人民为他建了柳侯祠，祠前有匾额“魂归河东”。永济柳园的柳宗元纪念馆，也复刻了“魂归河东”匾额。

柳宗元自诩河东柳宗元、河东先生。他的一篇《晋问》，洋洋三千言，足见他浓烈的河东情结。他南贬之后，已不可能回过河东，但在这之前，他回过河东吗？我们在他的文集里细细寻找，不见他有只言片语的肯定，于是又从地方史志和民间传说中寻找根据。

（一）

永济《咏蒲诗歌选》上集《山川·中条山》栏目中，收录柳宗元《登蒲州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一诗。诗后注释“香灵山”，在永济境内的中条山，再加上题目，似乎不言自明，此诗意为柳宗元在蒲州之作。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误会。柳宗元原诗是指湖南永州潇湘二水会合处的蒲洲石矶，洲者，水中沙渚，上长蒲草，因以为名。香零山是那里的名胜，今为永州风光的八景之一。真是此永济不是那永州，此蒲州不是那蒲洲，此香灵山也不是那香零山。

西文学村的柳凤山提及，1974年12月，永济县武装部理论小组来此村，在《关于柳宗元生平事迹的初步调查》报告中，断定柳宗元是西文学村人。其根据是西文学有一祠堂，供有“柳河东先生之神位”。村里有一柳家巷，在一柳姓人家百多年前修建的门楼上有“宗元第”三字。调查报告还提到，同年五月在村南的东姚温村发现一古人的墓志铭，是明朝万历四十五年一位官员为其母而立。其铭文为“明敕封太安人展母柳氏墓志铭”，文中提到“太安人姓柳氏，蒲文学里巨族，唐子厚先生裔”。这位官员姓展，为官鸿胪少卿。以此推理，柳宗元是西文学人，显然这个论据不成立，据此也只能推出西文学村是柳宗元河东（近）遗族世居地。

柳凤山又持柳宗元曾提到，其母曾被封为河东县太君，其在《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拊志》里说，他被皇帝任命为御史尚书郎，母亲也被封为河东县太君，据此他本该是河东县人。关于这个问题，《事物纪原卷一》指出：“唐制四品妻为郡君，五品为县君，其母皆加太，君封称太，此其始也。”（《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其实，“郡太君”和“县太君”前面的地名皆指郡望或郡姓，柳宗元时为正六品朝官，皇帝封其母为河东县太君，同他的祖籍河东是一致的。

对此，清乾隆十九年修的《蒲州府志》在吕湮条下注释：“唐之河东与汉不同，汉河东郡所统颇广，若唐以河中府为河东郡，且有河东县，其河东县则今永乐以北兼有临晋西境地。故凡唐史所称河中河东人，如吕湮、裴冕等，大抵皆为今永济人矣。”这里得知，把柳宗元归为河中河东人，显然站不住脚。

虞乡柳宗元故里文管所的申三才、赵振荣写的《探秘愧心楼》一文则说，愧心楼在柳宗元故里千古遗留下来，还有一个神奇传说。据传柳宗元受贬之初，曾回过故乡，回乡后曾在祖茔北的东朝阳村建了一个小阁楼，取名愧心楼，有表达愧对家乡父老乡亲的意思。且经考察，愧心楼的遗墟被找到，其址距祖茔500米，原有高约5米的阁楼，并有书写愧心楼字样的石碑。申三才、赵振荣还曾走访尚在的老人，老人表示见过此楼旧貌。这样说来，柳宗元回乡当是初被贬的公元805年。不过，那年十月，柳宗元接到贬令，必须当即起程，不得在京停留，柳宗元哪里还有时间回河东祭告祖先呢？

与此同时，外地的学者也在为我们寻找柳宗元回过河东的依据。柳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的《柳宗元图传》一书，在《河东柳氏》一节中提出，柳氏家族避居（河东）王屋山，第一次正如《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说的，居此长达7年。柳氏族人第二次来沁水山中，是唐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68年），柳宗元父亲柳镇被贬夔州任司马，夫人卢氏率领家族又一次隐居王屋山间。这第一次隐居时，还没有柳宗元其人；第二次时，柳宗元16岁，随母去王屋山避居，其父三年后平反回京，母子方得出山。这第二次“隐居王屋山间”，途经路线应与第一次避居路线一致，从长安来必经河东故地。然而细究《神道表》，只记载了柳氏父子蓝关恨别，却没有提及再一次“隐居王屋山间”，按说这样的大事不应漏掉。

虽说在史书方志中，拂去岁月的积尘，细察有关记载，难得再有发现，但对此我们并未灰心，而是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研究分析柳宗元文著的文意，寻找蛛丝马迹。

（二）

永济学者郝仰宁以对柳宗元的《游黄溪记》一文的解读，说柳宗元确实自述回过河东。且看《游黄溪记》的开篇：“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环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汀之源，南至于泷泉，东至于黄溪东屯，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黄溪最善。”

他说，这里的“北之晋”，即说北面到过晋。为什么呢？北之晋，即是晋之河东。因为河东古为晋国，唐设晋州，柳宗元父亲柳镇曾供职郭子仪幕府，又推为晋州录世参军。

其余三地，西面的豳邑，是其叔父曾供职的军营，柳宗元丁忧期间到此并寻访段秀实的事迹；东面的吴郡德清，即苏州一带，是柳宗元祖父做德清县令安家的地方，其父叔皆出于吴郡；南面是楚越之交的洪州，即南昌一带，其父任鄂岳沔团练判官，先至夏口后转洪州，柳宗元随游。

这样只有柳文两处所述，可以证明他回过河东，那就是柳宗元为其叔父写的《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其中说他叔父“邑居于虞乡”，这是说他的家籍。柳宗元父亲柳镇在长安为官，全家居于京都，其叔父柳缜家园尚在虞乡祖地。柳宗元在文中说，他于贞元九年二月进士及第，五月十五日父亲去世，丁忧三年居父丧，其间不得求官，得闲他曾去在邠州（今陕西彬县）做官的叔父那里。

在《故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中又说，他早年因为没了父亲，就把孝顺之心移到了叔父身上，可见他同叔父的感情之深。他在叔父那里，出入于岐、周、邠等边地，调查了段太尉的轶事传说，时间有几个月，是在他叔父的朔方节度使幕府任职之时。在此之前，他的叔父还曾受邀任渭北节度使参佐等职，后因主帅去世，“罢归私室”（亦即《墓版文》中说的“元戎即世，罢归家食”），这里的私室、家食，应当是指他回到家乡故宅，过起了没有俸禄的生活。凭柳宗元同其叔父的情感，他也可能去虞乡看望过叔父。此时他22岁。

然而在27岁时，即贞元十五年，他在集贤殿书院正字任上为同仁写的《送独孤申叔侍亲往河东序》一文中，似乎又做了自我否定。文中说：“河东，古吾土也。家世迁徙，莫能就绪。闻其间有大河条山，气盖关左，文士往往仿佯临望，坐得胜概焉。吾固翘翘褰裳，奋怀旧都，日以兹甚。”这也被视为他的河东情结。因为文中的一个“闻”字，人们认为他此前未能回过河东。

笔者以为，这里牵涉到一个句读问题，关键是“闻”的主体是柳宗元还是文士，因为二者不同，往往大相径庭。从“闻”字到“焉”字间，是一个上下相承的完整句子。应该这么理解，听说那里有大河条山，名冠关（潼关）左，于是文人学士争往观游，无不赞美它的壮丽风光。这样一来，就不是柳宗元听说了。统观全文，贯通语气，似应作这样的理解。

分析这篇短文，包括了几层意思。其一，河东是他的祖籍，因为家族的迁徙，没有能在那里安家；其二，因闻名于山河形胜，文人学士向往和盛赞那里的壮丽风光；其三，他也经常引领以望，怀念故土；其四，独孤氏先他一步去河东，定会有佳作寄他；其五，他认为写这篇短文会让那里的文人见笑，不要示人。

需要指出的是文中的“莫能就绪”，并非是说柳宗元未能回过河东。“就绪”是指安顿妥善，应指安家在那里。文后的“生之于晋”，也并非是柳宗元出生在晋地，是指他身为晋人的自诩，亦如《晋问》开头借吴子之口说出的，“先生，晋人也”。“往我而先”，也是一句客套语，是说你先我一步去河东，随后我还要再去，并非是说柳宗元以前就未能去过河东。

（三）

《晋问》是柳宗元的一篇大作，写于永州时期，当是柳宗元的晋情结，又称河东情结淋漓尽致的表露，也最能证明他回过河东。

“猗氏之盐，晋宝之大”，在唐朝已是“唐之富庶，盐税之半”。制盐工艺经过盐工们的不断改进，到唐朝时已由“天然结晶，集工采捞”，逐渐形成完善的“垦畦浇晒”，使解盐生产进入了新的时期，产量达到了成倍增长。关于运盐途径，文中写的有东西南三道，唐时西有姚暹渠水路，南经山道中条山中，这都是实际情况。如果说柳宗元是虚写，完全凭着丰富的想象，如宋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一样，据说他并未去过岳阳楼，未见过洞庭湖，却应人之邀、凭才子之能而“记之”，但写“猗氏之盐”，柳宗元则不能随意虚设。唐时的“垦畦浇晒”之法，应当是经实地观察，加之柳宗元的才情，才写得如此活灵活现。这样说来，柳宗元定当回过河东。

郝仰宁对此更是明确指出，这与柳宗元的职务也是密不可分的。贞元十九年，柳宗元调任监察御史，官不大，职权却不小。在近两年的任职时间里，他要为朝廷办理许多具体差务，其职能就是负责巡按州县。而晋之河东，自古以来就是京畿要地，朝贡物资丰厚。监察御史的职责就是按照朝廷的要求，到州县监督和催促朝贡物品顺利送达朝廷。于是，柳宗元是有机会被派到河东巡察督促朝贡物品的。

此外，柳宗元还专司祭祀，河东盐池每年都要举行池神国祭，朝廷大员都会参加，柳宗元也必定亲躬。正是这些工作，让柳宗元熟悉了河东的物产、劳作的景象，于是便有了《晋问》中描写河东盐池采盐作业的逼真描绘。只此考证，更见他回过河东确信无疑，而且还不止一次。

2023年，在柳宗元诞辰1250周年之际，河东把他作为五大历史文化名人隆重纪念。他早年回过他热恋着的河东“古吾土”和“晋之地”。他在47岁逝于柳州任上，叶落归根，又是河东这片热土安顿了他的灵魂。面对今日的河东盛景和后人怀念，他也当欣然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