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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真的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旅行吗?古人出门旅游要准备什么

编辑:小编 时间:2024-07-13 21:37:34 浏览量:

旅人们克服了无数的危险和困难。

实现摆脱束缚、自由自在的人生价值。

本文约7000字

阅读时间:19分钟

“我要渡过黄河,河水被冰封,我要爬太行山,山上白雪皑皑。”

在古代,想一时心血来潮地出门旅行并非易事,就连以旅行闻名的诗人李白,也忍不住感叹“出门旅行好难”。那么,几千年来,古人的出门旅行是怎样的呢?

路已艰难,何须受束缚?

从观念上讲,古人认为,出行,无论远近,都是不寻常之事。古时,我们的祖先离开熟悉的地方,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会想象在山林江湖中会遇到许多凶恶的生灵,还有各种鬼怪。因此,在决定出发前,需要学习各种知识,作为应对未知困难的准备。当时有“铸鼎以表物”的说法,就是在鼎上刻上牲畜、神灵的图像,“备诸物,使人知神灵奸诈,故人入江湖山林,不遇凶物,鬼怪不得相逢”(《左传》)。 同时,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自古以来的“重农抑商”、“安居乐业”的观念,以及“父母在不远游,出行要有计划”的谆谆教诲,也时刻提醒古人,不要轻易出行。

如果我们客观的来看,有很多因素制约着古人的出行。

交通不便。秦朝以前,全国只有以各诸侯国都城和经济名城为中心的局部交通网,不同地区的人往来相当困难。就拿“难上加难”的蜀道来说,若不是秦国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修建了连接中原与蜀地的高架栈道,恐怕蜀国早就从秦统一全国的版图上消失了。秦汉以后,随着大一统的到来,实行“车马同轨”,全国交通网逐渐建立,远距离的旅行成为古人的可能。但当时使用的交通工具,如陆上常用的驴、马、牛车、马车,水路上的船只等,受自然环境和路况的影响很大。 它们不仅使用成本高、行驶距离短,而且舒适度不足,乘船旅行时容易疲劳。

饮食住宿不便。古代很少有旅人住宿的酒家客栈,旅人必须自备食物,甚至炊具,否则没有饭吃,也没有条件做饭。《庄子·逍遥游》写道:“行百里者,夜舂谷,行千里者,三月聚谷。”意思是出行前必须准备好足够的食物。《列子》讲了一个叫韩娥的女子东游齐国,途中粮食耗尽,只好以歌声换取食物的故事;《论语》也记载孔子与弟子外出游历,在陈国“食尽”,他的一些弟子因此生病。至于住宿,官府的旅店叫驿站或驿站,出现于战国时期,秦统一后得到进一步完善,但仅供文官休息,设施比较简陋。 后来,民间商业性的客栈、旅馆逐渐发展起来,为路上的旅人提供了一定的休息、避难之所。但由于分布不均,长途旅人难免会遇到眼前无村落、无旅馆的境地,自己想办法过夜也是常有的事。遇上雨雪或天灾,其凄惨之意不言而喻,正如诗人贾岛在《冬夜》中所写的:“又行了一冬,葫芦杯空了。泪流冷枕上,旧山无踪迹。”

严格出行管理。古代国家为了限制人口流动,维持税收和治安的稳定,对旅行者都有严格的管理措施。旅行者在各个关卡都必须出示相关证件,才可以放行。比如战国时期的通行证叫“结”,源于将一根有结的竹子劈成两半,各取一半作为信物的想法。这种证件不断演变,到了明代就成了众所周知的“路印”。《大明律》规定:“军民无证出关,出关百里以上,军方以逃兵论,民方以私渡论。”可见,海关通行证是必不可少的。

上述出行困难,并不代表古人不出行,由于远距离的出行难以实现,所以郊游便成了古人最喜爱的休闲方式。

先秦时期,无论平民百姓还是贵族,都十分热衷于郊游。《诗经·郑风》有诗句:“出东门,女子如云”,证明当时出城游玩的年轻女子不少。魏晋时期,郊游逐渐加上了“玄游”的精神意味,“回归自然”成为一种高层次的追求,催生了竹林七贤等郊游名人。王羲之的《兰亭序》就是在晋代贵族们聚首郊游,饮酒吟诗时写下的。

这些都为古人的郊游奠定了非常美好的基调,也推动了春游、端午赛龙舟、重阳登高等节日出游活动千百年来传承下来,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西湖春晓》。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装备不足,上路困难

古人出门远行,总要做好充足的准备,不像现在的人,只是到郊区走一趟,或者收拾个行李箱就行。

理由要充分,古代真正能踏上远行的人并不多,要么是王公贵族,要么是文人,要么是宗教僧侣,而非普通百姓。对于古人来说,旅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大多是出于必要,所以离开家乡去旅行,有经商、求学、旅游、旅行、狩猎等理由。

仪式一定要做好。出行吉日的选择很重要。《易经》《鲁卦》中有一句话:“鲁:小衡,鲁真吉”,表示出行前要占卜日子,以示吉凶;《诗经·小雅》中描述的“时过境迁,未至而多虑。卜筮合而止,会期将尽,兵马将尽”就是指为游子占卜归期。此外,古人出行前要“祭祖”,即祭拜祖先。后来《汉书》记载李广利率军攻匈奴前,“宰相作祭祖,送于魏桥”,祭祖便引申为送别、送别之意。亲朋好友为即将出发的人举行送别宴席,渐渐成为一种有意义的仪式。 “劝君再饮一杯酒,阳关西无故人”,这让客栈里的人更添几分自豪。

一切随身物品都准备好。在物资匮乏的古代,古人不可能轻装出行,携带的必需品很可能十分沉重,使旅途不愉快。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衣服和药品。厚薄衣物、轻便鞋,往往折叠好装在行李中。南方人还要带防雨的草葺、草帽,同时还要准备一些熟艾草、大黄、硫酸钠、甘草等好药,用于芳香补气、消臭杀虫。第二,生米、炊具,是填饱肚子的刚需。比较讲究的文人,还会随身携带酒器、茶杯、文房四宝等。 第三,寝具,因为古代客栈不一定提供寝具,住在寺庙或者村民家里就更难指望有寝具了,所以自带御寒保暖是最安全的,但这样会大大增加背部的负重。第四,“盘缠”是古代旅费的别称,古代的货币是金、铜、银,携带起来又重又不方便,也不安全。所以古人上路不会带太多金银,以节省沿途的开支。一旦旅费花光,就只能在当地打工挣钱,赚够了再去下一个目的地。第五,关卡,不同历史时期叫法不同,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都要向当地政府申请,而且不能遗失,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据居延汉简记载,汉代时,从中原前往西北边疆的人,往往背着一个“坨子”。坨子有布制的,也有用熟羊皮制成的“皮坨子”。坨子除了装生活用品外,还用来装干粮、钱财。坨子代表了旅途中的全部财物,坨子是否装满,就成了旅途能否顺利完成的重要物质保障。

保持健康的心态。古时候,旅行往往充满艰辛和劳累,常常被思念和离别所困扰,常常被忧愁和怨恨所压迫。旅行者如果没有乐观的心态,很难迈出矫健的步伐,更别说完成漫长的旅程了。有些人像李白一样“人远万里,兴致自一杯酒来”,有些人像杜甫一样“白日歌声需饮酒,青春是归途良伴”,依靠酒作为旅行的伴侣;有些人喜欢弹奏管弦乐和女乐来招待客人,暂时忘却离乡的忧愁;有些人在游船上、在驿站的墙上写诗,抒发心中的情感,将旅行的酸甜苦辣留给后人。

从明末著名旅行家徐霞客的《粤西游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他出行的准备。游览桂林城附近的山洞,他会带些胡饼等干粮,或在城内餐馆买菜,在一天之内安排好行程,晚上城门关闭前返回住处。稍远的路程,如从“九日门”出,渡过漓江,游览辰山的黄梨岩、青竹洞,再继续向东到艾山、尧山、铁峰山、黄金岩,则要三四天。他一般带上蔬菜、被褥,请附近的农户或寺庙僧人帮忙做饭,在农户家里或寺庙里借宿,或直接在山洞里过夜。

这就是一名职业旅行者的日常生活,对于没有经验、第一次旅行的普通人来说,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

古人善于利用事物

做好充足的准备之后,踏上旅途并非易事,自古以来,我国地域辽阔,地表形态多样,为古代旅行者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旅行方式。

徒步大概是最早、最简单的旅行方式了。《山海经》中“夸父追日”的描述,可能是最早的徒步记载。徒步对古人来说,是一项对体能和精神承受力的极大考验。难怪徐霞客这样的旅行家被历史铭记。徐霞客为了科学考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深入洞穴,攀爬险峰,自然主要靠双脚行走。24年间,他走了5万公里,结果“双脚都残了”。他其实是在用脚丈量土地——今天人们沿着徐霞客当年走过的路线行走,惊讶地发现徐霞客记录的里程数竟然相当准确。这只能说明徐霞客在观察地形时,有意地计算了步数。

骑马是更高级的交通方式。骑马可能起源于军事需要。《孙膑兵法》说:“地势易,多用车;地势险,多用人。”古人有许多骑乘工具,包括马、驴、牛、骆驼等。

《八大春游图》。作者:赵岩(五代十国),出处:台北故宫博物院

老子骑牛过函谷关的传说,在道教中历来盛行。《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任东平县令时,曾“骑驴入县”,就是骑着驴从河南老家到山东东平县就任,可谓走了很长的路。诗人陆游的《剑门路遇微雨》“吾是诗人吗?微雨中骑驴入剑门”,也是古人骑驴的明显证据,间接证明了驴子有很强的跋涉能力。

古人出门旅游要准备什么_古人的旅行装备_古人旅行前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春风吹拂,万马奔腾,一日看尽长安花。”骑马是古人最享受、最无忧无虑的交通方式,正如李白赞叹“山公醉后能骑马,风流贤良主人”。唐代人有骑马的风尚,骑马是长途旅行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因此,在文学作品和古代画像中,马是最常见的。但马价格昂贵,需要喂草,使用和维护成本高,不是普通旅行者可以承受的。

另一种流行的出行方式是坐船。我国有许多大江大河,乘船出行,依靠风力和水力到达目的地,方便快捷,也不耽误欣赏沿途的风景。“两岸猴子啼鸣,舟车劳顿万重山”是一种充满诗意的交通方式。俗话说“担心马儿滑,便让船儿回头。江河自由,坐稳了心就轻松。”

随着造船技术的成熟与发展,海上航行也随之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开辟,郑和七下西洋得以实现。然而,海上航行对古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唐代鉴真和尚应邀东渡日本传播佛教,“但东海风大浪高,船翻,粮草匮乏,又迷失方向,历经十二年,五渡无果。”他的眼睛也瞎了,终于在第六次尝试时到达目的地。

交通工具的多样化给古代的旅行者带来了便利,但旅行终究是一种艰苦的生活,古人想要随时出行,获得常人无法获得的知识,绝非易事。

随心所欲地旅行,到达目的地

尽管历经千万艰难险阻,历史上无数人因为各种原因踏上了独特的征程,有的人名垂青史,有的人默默无闻,但他们都以坚韧不拔和执着践行着不同的人生价值,为文明的延续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苏东坡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流浪中度过。1097年,62岁的苏轼从雷州登上船,前往新的流放地儋州(今海南岛西北),这是他宦海生涯中最远的一站。那是茫茫大陆之外的一个新世界。对于早已尝过身陷政治斗争漩涡苦果、习惯了四处流放的东坡来说,渡海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他年事已高,又有痔疮,与兄长子友告别后,他伤心不已,以为自己会死在海外。虽然到儋州只有一天的航程,却让他“头晕目眩,魂魄散”。

然而个人的不幸却成就了水陆幸运。自古以来,海南位于天涯海角,北部沿海有少量汉族,其余居民多为黎族,交通不便,发展落后。心胸开阔的东坡生活在海南,与当地的黎族、汉族人民一起劳动。他经常头戴黎族藤帽,插上鲜花,赤脚过水穿林,与农耕者劳作,与孩童嬉戏。当地许多学生因东坡的名声而来求学。东坡亲自撰写教材授业解惑,培养出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姜堂佐。东坡积极提倡民族平等和农业生产。因此,东坡长期以来深受黎族、汉族人民的爱戴,而他也因此获得了更高层次的精神超越。

“白发走过林间,需要一顶藤帽;赤足过水,需要一身花袍。我不担心故人惊扰,但愿当地人安宁。”苏东坡真正融入了当地社会。来源/纪录片《苏东坡》截图

元朝时期,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17岁随父亲和叔父来到中国,深受忽必烈器重,在元朝侍奉了17年,经常奉命周游各地,留下了无数精彩的游记。游遍中国的马可·波罗渐渐思乡,多次向忽必烈请愿回国,但遭到拒绝。终于在1291年,忽必烈命令马可·波罗护送可可真公主远嫁海外,并带去对教皇、法国、英国等国国王的问候,以表达元朝与各国的友好情谊。马可·波罗终于有了回国的机会。

马可·波罗一行由杭州南下福建,准备从当时世界最大港口泉州起航。一路上,他看到福建物产丰富,盛产西方所需的香料,同时工商业发达,丝绸、瓷器早已远销海外,为他日后撰写影响世界的游记提供了宝贵素材。特别是他对泉州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记载和传播,与近年来水下考古发现“南海一号”船体有三层外板的重大发现,相互印证,填补了中国古代文献记载这一高超技术的空白,进一步驳斥了马可·波罗从未到过中国的说法。

马可·波罗的返航充满风雨和危险,奋战两年多才到达波斯。“除水手外,共有六百人,几乎全部阵亡,只有八人逃脱。”虽然伤亡惨重,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马可·波罗一路上对科科任公主无微不至的照顾,使公主十分感激,临别时“依依不舍,泪流满面”。又过了一年半,马可·波罗终于回到家乡威尼斯。他通过《马可·波罗游记》向欧洲传播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的情况,启发了更多的欧洲探险家、旅行家、商人、士兵前往东方,为东西方文化和经济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还有明代旅行家徐霞客。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职业旅行家,徐霞客的旅行经历在《徐霞客游记》中数不胜数。令人难忘的是,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从未停歇。崇祯九年(1636年),年届50的徐霞客与江阴应福寺僧人静文相约踏上西南之行,前往云南鸡足山嘉业寺游历。不料在渡湖南湘江时,遇上强盗。幸好徐霞客经验丰富,赶走了强盗,逃之夭夭。静文僧受伤,还未到广西就去世了。此时的徐霞客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但或许是因为刺激,又或许是承诺,他还是带着静文的骨灰,默默踏上了没有任何扶持的旅程。 他越过广西十万大山,进入四川,翻越峨眉山,顺着岷江,到达甘孜松潘,渡过金沙江、澜沧江,经过丽江、西双版纳,最后到达鸡足山,完成了同伴们的愿望。此后他并没有停留,继续在西南地区前进,行进半年后,翻越昆仑山,进入藏区,行进数月后,便踏上归途。直到54岁病逝于家乡,徐霞客才终于停止了游历。

这些旅人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有的远行是为了利益他人,有的远行是为了体验异国文化,有的远行是为了探求真理,或许只是为了领悟生命的价值——挣脱束缚,自由自在。

在以便利著称的现代社会,人们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上也开始向古人靠拢。山居、炉边煮茶、文化探访等慢生活方式的流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然,我们不必像古人一样做足功课、克服一切困难,甚至面临生死攸关的境地,而是可以保持“慢生活”,从容地进行“慢旅行”。

古人出门旅行,总要找足理由,预知日月,随身带上行囊和斗笠。那一年,苏东坡乘船返回大陆。午夜时分,船在海上航行,雨停风停,浪静无波,乌云散去,只有一弯新月挂在天空,蓝天和明月倒映在宽阔的海面上。东坡没有了睡意,顿时轻松起来,觉得人生也如这天空和大海一样干净清澈。他写下了“死在南蛮不悔,此行是我一生最惊艳”的诗句。感谢时代的进步,现在我们随时都可以来一场旅行。

参考:

蒋绍元,《中国古代旅行学研究》,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6(02);

刘晓芳,《古代旅行全景图》,百科知识,2017(11);

顾核,《古人的出行装备》,悦读,2017(08);

艾江涛,《行走粤西的山水洞》,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第50期;

张俊民,《一顶草帽和一件雨衣面对余生:苏东坡游记》,大有书店,北京,2022(01)。

结尾

本文经全国人史学会(微信ID:gjrwls)授权转载

作者 | 郑连斌

封面图片来源:《古典中国》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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