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有句俗话叫做礼多人不怪，这可不仅仅指的是礼数，还有层含义是礼品，礼金。同事朋友生病，到医院看望要带慰问品；逢年过节碰到亲戚家小孩要发压岁钱；婚丧嫁娶一旦出席更是少不了份子钱，许多人都会戏称这叫吃高价饭。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人情社会，碰到事情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送点钱或者物，表示一下自己的心意无可厚非，这也是一种维系亲朋好友间关系的纽带。但是一旦这种迎来送往跟政治牵扯起来，并且愈演愈烈，失去制度的约束，就会变成一大毒瘤，极大的阻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我国历史上，从两汉起一直到南朝，就存在利用官员上任或者调任之际，大肆赠送财物的现象，被称作送故迎新之费。这一恶习持续了数百年之久，不光影响了当时政权的稳定，而且对后世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下面我们就来详细分析一下它的产生原因以及影响。

一、何为送故迎新，它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于史料呢？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来，兴郡县，废分封，极大的加强了中央集权。所有官员的任命权都由中央统一进行管理，遂有了郡县送别去职官员和迎接新入职官员的传统。“送故”指的就是送旧人，而“迎新”则是迎新人。迎来送往之际，不管是念旧情还是表忠心，一点心意总还是要有的，于是慢慢就产生了所谓的送故迎新之费。汉承秦制，随着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官员选举制度的逐步完善，送故迎新之费越来越多，并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地方财政，史册中也开始有了相关的记录。

《汉书 循吏传》中记载过黄霸任颍川太守时的一件事，许县县丞年纪大了，耳朵也不好使，督邮就想将他辞掉，黄霸坚决不同意，他说：来回更换官员，就会产生很多迎来送往的费用，而且一些奸猾小吏还会趁着交接之际混淆账簿，盗取公物，这些费用最终都要加到百姓的头上，能用就继续用吧，不要轻易的辞退。

数易长吏，送故迎新之费及奸吏缘绝簿书盗财物，公私费耗甚多，皆当出于民

《后汉书 张禹传》中也有类似记录，说张禹的父亲张歆，当汲县县令的时候去世，下属赠送的丧葬费用竟有数百万之巨。

禹性笃厚节俭。父卒，汲吏人赙送前后数百万。

可以看出，到了东汉时，送故迎新费用的范围已经扩大，不单单是离任，官员的死亡也包含在里面，而且赠送的金额也是越来越大，已经达到了百万之巨。

二、官员们相互都赠送点什么，仅仅只有钱么？

既然是送故迎新之费，自然是以钱为主，但是随着这种恶习的不断演化，后来赠送的东西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总结下来大概有以下几类。

1、送药

古代人很多是看不起病的，倒不是因为别的，纯粹就是药太贵。因此许多官员便把珍贵的药材作为礼物进行馈赠。《魏书 赵俨传》 注引鱼豢《魏略》云：

而俨叉手上车，发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药。雍州闻之，乃追送杂药材数箱，俨笑曰："人言语殊不易，我偶问所服药耳，何用是为邪？"遂不取。

一出手就是数箱相赠，可谓大手笔。虽然赵俨没有收，但也只是笑着拒绝，并没有严厉惩罚送礼官员，说明当时这种情况已经形成惯例了，见怪不怪。

2、送车船

《梁书 江革传》中说，江革任会稽郡丞时，卸任归家，因其为官公正清廉，素有声望，门生故吏多来相送，郡县百姓也依依不舍，按照旧例为他订了一艘舫，但是他坚决不接受，而是乘坐了官府给准备的一艘小舸。

将还，民皆恋惜之，赠遗无所受。送故依旧订舫，革并不纳，惟乘台所给一舸。

如果说“舸”是小帆船，那么“舫”就是游艇，有意思的是，文中有“依旧”二字，可见送“游艇”这事早已有之，在水边的郡县送舟船，远离水的郡县可不就得送车马，看来古代当官是不用担心交通工具的问题的。

3、送家具器物

周一良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分析:魏晋之际，不但“送故”，还加“迎新”，既然是迎新，首要的就是房，财力雄厚的郡县会为新长官重新修建住宅，穷点的郡县也许就在原来官员的旧居凑合下，但是不管怎样，有了房子总要有家具有摆设吧，而这也成了钻营打洞之辈瞄准的目标。这些装饰把玩之物，或由官府出资购买，或由私人赠送，在官员离任时又顺理成章变成官员个人之物，随行带走。《南史 宋宗室及诸王传》中就记录过这样的事。

刘宋时，衡阳王刘义季从荆州调任，发州之日，帷帐器服诸应随刺史者，悉留之，荆楚以爲美谈。

“应随”两个字道出了精髓，刘义季虽然爱惜羽毛分毫不取，但是恐怕别的官吏就是应收尽收了。

4、送人

广东省德庆县有个播植镇，镇里有个洛阳村。熟悉历史的朋友很容易会猜出来，这个村子一定是古时候中原一带汉人南迁而建设的，但是播植镇，恐怕就很少有人知道从何得名了。其实这个镇子跟送故迎新有很大的关系。《晋书·虞预传》载：

“自顷长吏，轻多去来，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唯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唯恨吏卒之常少。穷奢极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转相仿效，流而不返；虽有常防（法），莫肯遵修。加以王途未夷，所在停滞；送者经年，永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无食，况转百数，所妨不赀!”

句子不难理解，无非是在谴责送故这种陋习带来的社会危害，但是中间给我们揭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就是见送者唯恨吏卒之常少。“吏”和“卒”说明了当时已经不仅仅是送钱和物，还有送“人丁”的现象。正因为大量的赠送本地的壮丁，导致了耕地的荒废，从而永失播植。少一个人耕种，就有十个人吃不上饭，这样一次次的送下去，老百姓的饥寒交迫可不就近在眼前了。为了铭记“永失播植”之教训，南迁的中原汉人在岭南康州的一处荒山野岭开土建村，起名为“播植”。这就是播植镇名字的由来。

播植镇政府院内的鹿鸣书院

除了送一些壮劳力供驱使以外，有时候还会送些技术性人员，《世说新语》中记载褚哀 “ 于章安令迁 太尉记室参军”时 , 有“名字已显而位微,人未多识,公东出乘估客船,送故史数人,投钱塘亭住” 的事实，证明晋时诸县以小吏送故者也不少 。

三、送故迎新之费究竟对社会有什么危害

“送故迎新”这种陋习起于汉，到了东晋以及南朝蔚然成风，成为了官场的潜规则，即使一些颇有廉名的官员也未能免俗，就算是明里拒绝，暗地里也是照收不误。最典型的就是南齐豫章王萧嶷，在任荆州刺史的时候，史书上说他厉行节俭，叫停了州府的迎送之资，卸任回京时，本人以及部署都不收取一丝一毫当地官员馈赠之物，博得百姓交口称赞。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清廉著称的官员，后来家中失火，所有从荆州带回的财物被烧得干干净净，据评估大约值三千余万。从这我们不难看出，“送迎”风气已经到了几乎无人能够免俗的地步。这对社会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危害。

1、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小团体

不打不相识，不送不成交。本来不熟悉的两个人，你送我，我送你，一来二去，交情自然急速升温，这还只是说前任与继任之间的送迎，更有那些拍马溜须，别有所图之辈，通过赠送变相行贿，形成一个个错综复杂的利益共同体。就好像一张张蛛网，如果不加限制任由其发展下去，迟早有一天会尾大不掉，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首要因素。

2、加重了当地人民的负担

能够送礼的主体只有两类，第一是以官员为首的当地官府，二是本地豪门望族。而这两类人送礼的钱财无一例外出自对老百姓的盘剥。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隋书 百官志》中有记载：说陈承梁制，郡县官之任代下，有迎新送故之法，饷馈皆百姓出，并以定令。政府都已经这样规定了，由百姓负担迎送费用，下面的官员还有什么好顾忌的，自然是扯虎皮作大旗，拼命盘剥百姓为自己的关系网做嫁衣裳。至于富户，本身都是当地地主，吸百姓血发家的，送礼放的血肯定是要从自家的佃户中吸回来。反正不管怎样，最终苦的都是老百姓。南北朝时期南朝政权更替如此之快，与送迎之风的兴盛未尝没有关系。

3、激化统治阶层之间的矛盾，引起战乱

因为送钱不到位打起来的，历史上可真不再少数，《梁书》就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情。

刘季连在任益州刺史的时候，被梁高祖召回，由邓元起继任。两人之间曾经有过一些不快。刘季连的手下有一个叫做朱道琛的小官，是个无赖小人，曾经犯罪差点被刘季连杀掉，因此怀恨在心。他偷偷跑到邓元起处献谗言到：益州兵乱已久，不管是官府还是私人钱财都耗得差不多了，刘益州卸任之际，送故之费一时之间可不容易筹措，不如让我先行一步，帮助将军筹措经费，省的到时候失礼。

有熟悉当地情况的官吏自愿效劳，邓元起很是乐意，于是安排朱道琛先去益州准备钱财。朱道琛本就是个无赖，有了元起的首肯自然是狐假虎威，挨家挨户抢钱，趁机中饱私囊。对于不愿意给的就大放厥词，说反正邓将军一到钱财也要易主，有什么可珍惜的，还不如早点献出来。

益州人听后，都认为邓元起肯定是要杀刘季连报仇。三人成虎，刘季连也不由得相信了，于是起兵据守，不准邓元起进城，双方整整打了半年，死伤无数，直到城中弹尽粮绝刘季连才出城投降。

许是受了这件事的刺激，邓元起对送故迎新之费变的很是厌恶，他在益州待了两年，以归家供奉老母为由请辞，高祖答应了请求并且安排西昌侯萧渊藻接任。萧渊藻是高祖的侄子，虽然是皇族之后，但是也不是什么纨绔子弟，史书上说他少立名行,志操清洁，常以爵禄太过,每思屏退,门庭闲寂,宾客罕通,太宗尤敬爱之。恒布衣蒲席,不食鲜禽,非在公庭,不听音乐。高祖每以此称之。

萧渊藻到了益州后，发现邓元起居然将粮食器具等收拾的干干净净，什么都没给他留。满心希望能够收到些迎新费的萧渊藻气愤不已，将邓元起关押起来，很快又赐其自尽。后来高祖知道了，把萧渊藻狠狠惩罚了一通。

好好一座益州城，因为一个迎送费而兵祸不断，可悲可叹。

四、送故迎新产生并长期存在原因分析

1、在隋朝实行科举制以前，官员的选拔任用主要是通过举荐，士人要想进入仕途，地方官吏的推举是关键，也就是说，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被推举者可以一无是处，只要推举人身份地位够高，愿意尽力帮忙，都有可能一步登天。

这样两者之间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被推举人对引荐者感激涕零，自称门生，飞黄腾达后总会思量着如何报答当初的知遇之恩，于是往往会借迎送之机表达自己的谢意。东汉杨震有一次路过昌邑，昌邑令王密得知，急忙揣怀十斤金子相赠，被杨震严肃的拒绝了。其实送礼的王密就是杨震所举荐的人才，现在恩人路过自己的辖区，自然是要好好表达一下谢意。

这就是流传甚广杨震却金的故事，背后隐藏的则是送故迎新费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2、古代时候，经济社会不发达，各种道路基础设施也不完善，官员赴任或者归家又往往不是一个人，路途的消耗是很惊人的，一个清廉的官员仅靠薪水很难支付得起这笔费用。这并非危言耸听，《清稗类钞》中就记载过于成龙的一个故事。

于成龙在广西罗城当知县时候，当地百姓感激他的恩德多次送钱送物，但是他一无所取。后来于成龙调任四川合州当知府，罗城百姓听到后，如天塌一般，纷纷挡在路中间嚎哭，好不容易劝走，有一个瞎老头却不肯走，于成龙很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一路跟随，瞎子说：我会占卜，我知道您路费不足，恐怕走不到合州，我可以用我的技能帮帮您啊。于成龙听后很感动，于是就带着瞎子一起出发。路上，果然没了路费，幸亏有瞎子一路算命补贴，才辗转来到了合州上任。

这还是在清朝，相比于汉晋，道路设施都要好的不少，但是清官依然难以凭自己的薪水上任，也就难怪政府要设置送故迎新的专项费用了。虽然由于缺少完善的约束机制，导致好心办了坏事，但是彻底取缔更不现实，也正因此，虽然屡被诟病，但是此项费用依然屹立不倒。

3、中国本就是个人情社会，送故迎新行为虽然本质上是一种贿赂，但是披上了人情的外衣，变的更加有隐蔽性也更加安全了。

古罗马一直存在一种遗产赠与制度，一个人死后，往往会把自己的财产赠给生前至交或者某个仰慕的名人，甚至是直接赠与皇帝。其实仔细想想，未必每个人都如此大公无私吧，这种赠与或多或少也含有等价交换的含义在里面，你接受了我的馈赠，就要多多照顾我的后人或者遗孀。所以我们总会发现，接受赠送的都是一些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物，还没听说那位把遗产赠给身边的穷人呢。可以说这也算一种更加隐蔽的行贿手段，难以取证。

古罗马

而送故迎新费就是这样的一种行为，赠与双方当时并没有什么直接利益请求，纯粹就是人情来往，很像现在所说的灰色收入，虽然金额可能早就够得上行贿标准了，但是很难取证，即使下定决心要严查，也会因为跟人情风俗相悖，遭到各方面的重重阻碍。

正因为此，想要拉关系，走门路之辈才会把迎送当做绝好的契机，大肆行贿，而收受礼品一方也是心安理得，丝毫没有负罪之感。这不得不说是送故迎新之费大行其道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送故迎新之费的逐渐衰亡

南北朝时期，相对于汉人为主的南朝，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北朝则很少有送迎的现象，一方面是从草原来的游牧民族没有汉人那么多的讲究，另一方面也和北魏时期就针对该现象制定的一系列严苛刑罚有关系，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收礼罪”，即出现于北魏。现在的“官员财产申报登记制度”，其源头或许也起自北魏。为了落实这个制度，诏令下达以后，孝文帝即“遣使者巡天下，纠守宰之不法。 坐赃死者，四十余人。”

一代雄主北魏孝文帝

自隋唐起，科举制开始实行，学子凭本事上位，不需要拉关系也没必要欠人情，送迎之费慢慢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再加上统治者吸取南朝的教训，严惩大肆迎送之辈，这种祸害中国数百年的不正之风渐渐地不复存在。虽然无法完全根除，但是后世再也没有人敢明目张胆的这样做，史书中已经很难再找到类似的记录。

后记：最后生物君想谈谈“人情”这个事，人情是个好东西，能让我们在这个社会里体会到更多的温暖和爱心，但是人情又是把双刃剑，很容易走歪，被一些别有用心之徒用来当违法行为的幌子。所以我们现在要控制部分传统的人情来往，包括那些婚丧嫁娶的规模和方式，有人认为这会导致世态炎凉，人情淡了。但其实这才是对“人情”最好的保护方式，只有把他装进制度的笼子来规范，才会不偏离他的本意，让人情更好的存在我们周围，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