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有人说：《金刚经》，这部书不太好懂。

对此，我认为：一般人读《庄子》还是可以的（但中间也有很难读的部分），可以参考比较好的注释来读，慢慢领会每个字每句话的意思，不能着急。

此外，中国古代儒家的书也很好，如论语，孟子，荀子，大学，中庸之类，里面也有不少修身养性的内容，而且比较好懂。

除了诸子的书，还要读中国古代的史书，从尚书到左传、国语、战国策，再到后来的24史等，通过读这些史书，就可以知道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人物都是怎么活的，他们怎样对待人生与社会，都很具体翔实。而且文章也都写得好，多读也会使人的文笔变得优雅起来。

有些重要的经典书要尽早读，人长大了就读不进去了，或者头脑里已有一些固定的观念了，也很难接受新的东西。本人以为中学以前一定要多读各种书，对人生的影响最大。

另外，人们读书时，大多带有某种功利心，与中学以前的纯真少年的心态不可同日而语。当然，现在的中学生也复杂多了。不能与我们那时候比。

我觉得英国人培根的这几句话，说得非常好，可以送给那些心智比较弱的人：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

这里要专门说说读史的问题。

我觉得读中国古代的史书，里面就包括了诗、演算、哲理、伦理学、逻辑与修辞。因为要读懂古人的诗，必须有历史知识，必须多读历史书。所以，诗圣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个万卷，绝不是只包括诗的书，当然包括古代的史书。古代史书也包含着演算的问题，如史记中的律书、历书，都有演算的问题。历史上各种人物的行事及其名言之中，也都有很多深刻的哲理，史书中记载的古人言论之中，也有很多与伦理学有关的内容。此外，史书要记载古人的言论，而历史上善言的人，亦都是善于讲究逻辑修辞的，如左传记载的当时的人们在外交对话中的辞令，既是文学，又有逻辑和修辞。

所以好好读中国古代的史书，可以把培根说的这几项全都涵盖进去，则读史使人明智，就不是虚言了。所谓的明智，必须包括聪慧、精密、深刻、修养、善辩等。

这样看来，学历史或者说历史学于人有无意义呢？本人认为意义很大啊。意义不在于物质财富，而在于人的精神世界。

在网上看到有人提问：读书时遇到一个问题，求解！他读的是《世说新语》中的《任诞》部分，其中有如下一段：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即元咸）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问题是其中的“直接去上”，徐震堮的校箋对此没有解释（没有遍查其他各家的注释），表面上看，都是简单的字，但句意不明，与前后文联系起来，亦难解。胡乱解释一下：

疑“去”当作“取”，谓取酒给猪，视如客人一样，故用“上”字。或以为“去”可能是趋，趋而上之，是说猪的动作。似乎亦通。又疑“直接去上”为衍文，原文只作“群猪来饮，便共饮之”，已经文从句顺，不须“直接去上”四字。或“直接去上”应作“直接上去”。但这些理解都没有本证，不敢自信，故来此请高人解惑。

有人说，可以参考《晋书》的《阮咸传》，其中这样说的：

诸阮皆饮酒，咸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杯觞斟酌，以大盆盛酒，圆坐相向，大酌更饮。时有群豕来饮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

是不是和“猪”一起，这个问题，最近有人在《古汉语研究》发文章，可以看看。

我找来这篇文章看了，他认为“群猪”为“众诸”，所以不是猪而是人。群猪不是猪，而是人，是随从的众人。

不过，和众人饮，不是任诞之事。这个暂时不说。问题是“直接去上”四字如何解释，《晋书·阮咸传》作“（阮）咸直接去其上”，多了个“其”字，但“去其上”是什么意思，仍然不明。有人认为“去上”，是同义复词。就是说，阮咸径直走向猪那里，和猪一起饮酒。但，“去上”解释成走向猪那里，还是难以说通。如果就是“去”，又不能说成“去其上”。总之，这些说法都难以说通。

不过要从整段的文意来看，这是说阮氏宗族的人（不止一个），团团围着一个大甕饮酒，而且都能喝，所以不用通常的杯子喝。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不用通常的杯子喝，又用什么酒具喝？不可能都捧着甕来喝吧？还是要用某种器皿来盛酒喝。通常的杯子可能嫌小了，就換成大碗喝？也许是一人一个甕，端着喝？但甕又太大了，也不太可能。如果甕就是通常的罐子，就可以说得通了。

关键是猪的问题，在人们群饮的时候，来了一群猪，它们也要来喝酒，而且是“直接去上”，这样联系起来看，应当是说这群猪来了就直接上来要喝酒。所以“去上”，可以解释为“上去”，于是“直接去上”就应该是“直接上去”喝，而人们也不赶走猪，就与群猪一齐喝酒。这样的事，才能称为“任诞”（即放诞不羁），所以被人们传开而记载在书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