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宝祥

老君山（位于宝鸡高新区钓渭镇以南秦岭北麓）顶上有一块方圆十里都能看见的巨石，兀自挺立在那里，不知有多少岁月。自从一座破败的小庙隐身巨石一侧后，就有了巨石上的一段文字。

文字记述老君山道场在大清康熙二十九年，由来自陇州景福山的袁清圣等五名道人所创修。石刻总计六十三字，介绍时间占去八字，介绍事件的有题目“立地辉煌”及正文中“创修”二字共六字，赞颂祀祝语言以及不知所云的语言占了十多字，其余便是道人们的自我标榜了。十万信众的散碎银两化为了五名恬不知耻的道人的功德。道人介绍姓名及门第累计为二十三字。看得出，袁清圣在五名道人之中威望最高，字号较老，其余卞一还、李一成、郝一元为同辈师兄弟（系袁清圣徒弟也未可知），最后一位高阳的辈分就显得低了一些，也许高阳的排位说明了他筹集资金的多寡。

三百二十年前，这些方外人士对名利的追求之甚，实在出乎我辈的意外。从石刻可知，这几位来自全真教龙门派祖庭的道士仅仅粗通文墨，文字写得歪歪扭扭，大有点飞花乱落的意思，看了实在叫人忍俊不禁，用时下的网络语言说，不知已雷翻了多少文人雅士。粗糙的花岗岩，缺笔少画的文字，使老君山道观的定位低下，为日后的凋落埋下伏笔。据县志记载康乾之后，宝鸡兴起的较著名的佛道庙观达八十余处，而老君山不为士人所看重的原因，并无片言记述。

游罢老君山，常常会有一些疑问产生。为什么袁清圣会看上老君山这块山头，他们在没有文化遗存的深山巧立名目建庙化缘，是否得到了四方信众的支持，是否得到宝鸡县道会司的许可。须知，民间百姓是十分容易愚弄的，但是不到衙门讨半片文书，纵使在深山老林，也是有违条律的。明清以后设置的宗教官员，从僧录司到僧会司及道会司，是个管理严密的体系，没有衙门的允许，是断乎不敢乱开道场的。何况，袁清圣是来自陇州的道人，要跨县区传道至少应该还带有陇州僧正司的文书方可游方挂单，否则让宝鸡县道会司查知，是要按照奸伪之徒下狱的。明清州县以下设置的宗教官员是“有官无奉”，而且国家为了保证劳役征发和赋税征收，对于出家为僧尼为道冠的数字，都有限额，是按比例分配到州县的，这度牒名额便在僧官道官的手里攥着，倘若这些老爷们在僧道身上不盘剥两个，难道叫他们喝西北风吃屁去！康熙二十九年，正是大清立国后的盛世，遍布秦岭及一切仙山的庙庵道观开始创立，一方面说明民间信仰文化的复兴，更说明社会进入了比较安宁的时期，生产经济水平的快速回复。

袁清圣立足老君山，最少搞定了三类人。一是景福山田祖等道长们；二是陇州僧正司、宝鸡县道会司；三是钓渭、蜀仓、终南三乡的缙绅富户。袁清圣立了老君山开山场的项目，得到了名利双收得实惠。关于利，虽然没有证据来证明袁道中饱私囊，但是以他的文化修养，根本谈不上创修老君山场是为了弘道，那么如此劳民伤财如果没有经济利益驱使，只有鬼才相信。

当然历史上不乏对宗教的执着达到痴迷的程度，当年二十八岁的邱处机就是在一个黄叶飘落的秋季来到磻溪凿长春洞穴居修道的，一住就是六年。邱长春没有在磻溪的石头上留下任何痕迹，却留下多达三百首诗词，后来成了被奉为道教经典的《磻溪集》。比起他们的祖师，袁清圣这些道士们真是些不屑子孙。

看了“老君山铭”还有一处让人捏一把汗的感觉，那就是袁清圣这个名字。在雍正、乾隆以后，大兴文字狱的时候，这样的名字足以使人身首异处。尤其以“圣”字最为忌讳。如果袁清圣不是一位出家人，留有后辈，康熙时代结束后一定会有官府兵勇去袁家祠堂拿掉他的牌位，说不定还要拿人。须知，康熙帝的庙号就是“清圣宗”，袁清圣竟然犯了人家皇帝老儿的名讳多达两字之多。亏得袁道早生了几十年。

如今的老君山，依旧矗立在秦岭之中，像万古千年以前那样，不因建了几座庙，刻坏了几处石头而有丝毫的改变，和花草林木一道经历着季节更替、岁月枯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