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南浔古镇刘家梯

南浔古镇晚清豪门府邸｜西欧风与中式风

很多人会说，江南的水乡古镇都大同小异，但其实，由于水文、地理、开发时代的差异，古镇之间的差异性还是很大的（前提是原始古镇，而不是仿制的或者改造的）。

湖州南浔是一座独具个性的古镇，是一座大型城镇，保留着许多晚清、民国时期富豪的宅邸。从建筑特色上看，有的家族古朴保守，有的家族则是坚定的西化、维新派。社会的动荡、中西的碰撞，在南浔都能看到。

六世提豪，主人是南浔四大家族之主刘永之子刘提清，又称“提豪”，还有一个传统的名字叫“崇德堂”。房子中间是一间很传统的中式厅堂，南北两端则颇具西欧罗马风格。室内的装修和家具也以西式为主，花砖、彩色玻璃、壁炉、铁艺随处可见。

尤其是后花园，西式红砖外墙连接着一排弧形罗马柱，围出一个小小的“罗马广场”，外面是花园。据说这里原本有网球场和钟楼等设施，但在战争中被毁坏了。

刘氏天梯，这个名字乍一听可能有些奇怪，但其实这个名字是有来历的。

刘家梯堂又名崇德堂，俗称“红楼”，是南浔“四象”之首刘永三子刘安陵的故居。

刘安陵（1876—1950），字元枢，号缇卿，在南浔东街花园巷口建宅，又名红楼，并建有崇德堂。

崇德殿整体建筑由南、中、北三部分组成。

中心建筑主要由符合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殿堂、殿堂、楼阁、厢房组成，最显著的特点是南北两翼的中式建筑与西欧罗马式建筑风格融为一体，其中北翼的欧式建筑立面尤为壮观，府邸高大宽敞，砖雕、木雕、石雕精美绝伦，堪称典范。

石库门内为徽派防火墙，穹顶为欧洲新巴洛克风格装饰。

风水宝地南浔对于外来文化的包容与慷慨，令中外建筑师印象深刻。

崇德殿主殿、二殿在抗战时期被毁，已不复存在，只剩下依稀可见的基座。

整个六十提号最核心的建筑，就是这栋由红砖砌成的欧式建筑，俗称“红楼”。

由于当时国内只生产青砖，红砖需进口，如此庞大的建筑需要大量的红砖及室内装修材料，可见刘氏家族财力雄厚。

红楼的外观为西欧罗马式建筑，整体看上去十分壮观，很有视觉冲击力。

欧式拱形大窗，窗玻璃安装有晶莹剔透、色彩绚丽的进口玻璃，明亮华丽，充满西欧浪漫气息。

客厅地面铺着精致的进口瓷砖，茶几上摆放着一台留声机和一台电风扇，在那个年代，这些物品是权贵阶层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普通人根本没见过。

墙上挂着西洋画，整体环境营造出西式小资氛围，当然以主人的经济实力来说，不算小资，而是大资。

站在这个位置观察，可以直观感受到“红房子”的庞大规模，无论什么时候，只有“平安的家”才能带来“快乐的工作”，富人也不例外，热衷于建造房屋、豪宅。

房间里的陈设和布置。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地板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光泽，变得暗淡无光。如果房间里的物品都是原有的，不禁让人感叹物是人非。时光荏苒，在时间面前，人类终究是渺小的。另一个房间里的布置，欧式沙发和茶几，放到今天也不过时，说明当时的中国已经和世界联系非常紧密，贸易发达，只要有钱，就能买到当时世界上最好的物品。

参观庄氏家族历史博物馆。

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刘家大宅里为何会有一座庄家史博物馆呢？

这是因为清朝文字狱中，涉及“庄家史案”的庄家也住在这里，案发后，他们的房屋被毁，刘氏便在旧址上建了“提濠”。

说起这个刘三老爷，刘安陵还真是不走寻常路，把庄家十五岁以上的人全部斩首，这都算是“鬼屋”了，居然还敢在庄家原址上盖新房！

那么，“庄实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必须了解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清朝顺治末年到康熙初年，浙江湖州南浔发生了一起惊天大案，即“庄实案”。

案件起源于南浔一个富裕家庭，一个贡生庄廷玉，为了捞取名气，他以一千两白银从同镇前宰相后裔手中买下了宰相所著的《明史》二十卷本手抄本，后雇人“以自己的名义刊印，加上崇祯年间的事件，加了许多指责的字眼，改名为《史纲》。为了扩大影响，提高书的价值，庄廷玉在编撰过程中，未经对方同意，擅自把海宁著名学者东山查继佐先生和另两位颇负盛名的学者范祥、陆启等列入编撰者名单，并公然印在扉页上。查继佐等三人对此毫不知情。

此事最早被范翔的好友、时任青州海防尚书的周亮工发现。官场阅历丰富的周亮工看过这本书后，觉得此事事关重大，未经皇帝诏令擅自修史，是不可饶恕的大罪。而且书中还有不少诽谤朝廷的言辞，这更是要命。此事一旦被朝廷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周良工赶紧联系，催促查、范、陆三人尽快将此事上报官府，尽快撇清关系，避免无辜者受牵连。周良工甚至还给三人起草了一份报告，三人觉得周良工的说法有理有据，便上报官府。三人联名将此事上报浙江省巡视办后，又来回折腾了好几遍。

事件的主要推动者是原吴兴县令吴志荣，他得知此事后，便去敲诈庄家，但庄家并不买账，通过其他渠道贿赂官府，才将此事了结，并将吴逐出县里。

吴氏怒不可遏，进京将《明史集》和告状书呈交刑部，终于揭开盖子，惊动了朝廷。结果“江浙一带名士，凡书中所列者，一律杀之，刻书人、书贩亦皆诛之”。在被定罪者中，斩首者七十余人，流放者数百人，受害家庭达七百余户。庄家明史案由此成为清朝最大的文字狱案件。

【游记】南浔古镇嘉业书屋

嘉业堂藏书楼位于小莲庄河对岸，由刘墉孙刘承干于1920年所建，因清朝溥仪皇帝所赠九龙金匾“钦若嘉业”而得名。嘉业堂藏书楼规模宏大，藏书丰富，原有藏书楼与园林合为一体，以珍藏古籍著称，是中国近代著名私立图书馆之一，国家重点保护文物。解放后，藏书楼原主人将其捐献给浙江图书馆，现为公共图书馆和旅游景点。2022年9月2日，“浙江省历史文献数字资源库”正式发布，在湖州市南浔古镇嘉业堂图书馆使用。

历史

嘉业堂位于湖州市南浔镇西南郊，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私家藏书楼之一。其创始人是被誉为“江浙富翁”的刘承干。刘承干（1881—1963），字振毅，号寒毅，南浔人，清末进士。其祖父刘墉（1825—1889）以经营丝绸生意致富，但他重文轻财，极力鼓励子孙读书做官。其父刘金藻（1862—1934）通晓文史，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著有《续皇朝文学》、《南浔备志》、《剑庵诗文集》等著作。 刘承干，博学出身，爱好古书，长期与王国维、罗振玉等著名考古学家，以及文献学家叶德辉、缪全孙等有接触，爱好古书，继承了父亲的历史知识和继父刘安澜（刘金藻长兄）的藏书。

1920年，他在南浔故居小莲庄西侧修建此馆，历时四年，于1924年落成，占地二十余亩。他在《嘉业堂藏书楼志》中说：“幼时效法咸分，学清净，怀念家乡祖宗，暗怀此志……遂回鹧鸪溪畔，建藏书室，耗金十二万，扩地二十亩，庚申甲子年冬落成”。

文化大革命

六十年来，嘉业堂图书馆经历了两次大劫难：日军侵华和十年“文革”。日军侵华时，南浔沦陷，日军纵火焚烧房屋，整个城镇一片废墟，而嘉业堂图书馆却安然无恙。对此，有三种解释：一说是刘承干刻印古书，乐于赠予他人。当时有一位日本汉学家叫松崎鹤夫，抗战前曾多次写信给图书馆索要书籍，刘承干总是有求必应，满足他的要求。松崎的妹夫是“穆少将”，侵华前，松崎曾多次提醒他，如果去浙江南浔，一定要保护好嘉业堂图书馆。果然，“穆少将”在侵华期间成了日军驻南浔的司令官，下令保护图书馆。 这是第一种解释。刘承干知道日本人喜爱中国古书，但鄙视残书，所以日本人侵华时，已将藏书各取一二卷，使之残缺。所以日军不屑于残书，并未掠夺。这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种说法是，日寇未到南浔，刘承干已将大部分珍贵书籍运到他在上海租界的住所，并保存在那里。这三种说法似乎都有道理，也许三种说法都是真的，这有待考证。“文革”十年，红卫兵曾把图书馆视为“三资”的窝点，是破“四旧”的重点对象。幸好当时图书馆有一位管理员唐福章（已故），用红漆把“语录”涂在了所有的大理石屏风、书柜上。 当这些红卫兵走进图书馆大厅时，被随处可见的红色“语录”惊呆了。没有人敢砸毁语录板。嘉业堂图书馆在绝境中幸存了下来，经过十年动乱，依然完好无损。

当时，嘉兴县刚刚解放。6月下旬的一天，嘉兴县委接到省、地委转发的周恩来同志的电报，命令立即派兵保卫嘉业堂，防止遭到破坏。省、地委把这个重任交给嘉兴县委，要求嘉兴县委派出武装力量保护南浔图书馆。此时，嘉兴县委已经成立，嘉兴独立营刚于6月1日由原独立团改编成。杨明同志任县委书记，沈如聪任县委副书记兼嘉兴独立营政委。县委接到电报后，杨明同志把电报交给沈如聪，要求他坚决执行周总理交给的任务，沈如聪表示决心坚决执行。 当即决定，派嘉兴独立营一连在指导员胡国俊、连长沈英杰的带领下，连夜赶赴南浔执行任务。图书馆东侧是刘家的中西合璧式住宅、祠堂和花园小莲庄，部队就驻扎在这里。第二天，沈如聪和杨明就到南浔视察一连对图书馆的保护情况，并到嘉业堂了解部队驻守、保护情况。一连干部战士在南浔很好地履行了保护图书馆的任务。但为了保护祖国的文化瑰宝，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当时，南浔附近的土匪不甘心失败，在部队进入后，仍趁机疯狂破坏。 一连进驻小莲庄的第三天下午，一连办事员沈祥荣同志（中共党员，崇明人）在图书馆通街口突然遭两名土匪袭击，两名土匪冲向沈祥荣同志抢枪。沈树英勇奋战，奋力抵抗两名土匪，见抢不到枪，便朝沈树连开数枪，沈祥荣同志当场牺牲。连队闻讯，立即出动追捕两名土匪。在当地农会干部（其中有一名女同志）和群众的协助下，两名土匪于当天被抓获，关进一所临河民房内。入夜时，一名土匪跳窗坠河溺亡。 另一名土匪被押送到嘉兴独立营营部，接受营长刘显政同志的审讯，然后报上级批准执行。审讯中得知，这两名土匪是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马文龙匪帮残余分子，嘉业堂被严密保护。

1984年，浙江省人民政府拨款22万元进行修缮。嘉业堂图书馆经过整修，园林保养良好，树木参天，荷柳掩映，亭台楼阁，曲径通幽，让人恍若出尘，忘却荣辱，心旷神怡。许多海内外著名学者前来参观游览，这座图书馆又名声大噪。嘉业堂图书馆坐北朝南，为中式建筑，门楣上“嘉业堂图书馆”六个大字为刘廷臣所书。刘承干将图书馆命名为“嘉业”，是因为刘承干在清末曾捐巨款帮助修缮光绪皇帝陵墓。宣统皇帝曾赐他“钦若嘉业”匾额，他引以为傲，便将图书馆命名为“嘉业”。 该楼为“□”字形廊式两进两层骑马楼，共计52间。上层称“西古楼”，内藏儒家经典古籍。外间称“礼光阁”，内藏《四库全书》1954本善本。内正间称“求书斋”，原为史系古籍。嘉业堂藏书楼为廊式砖木结构两层建筑，中西合璧，东西宽16丈，南北进深159丈。分前后两进，每进面阔七间，左右厢房各六间，共计52间。52间建筑精巧的房屋，均为藏书仓库。 每间藏书楼地面坚实，书架整齐，两边装有铁皮加玻璃的双层窗户。楼四周墙基高约五六丈，全部用花岗岩砌成，平面呈“口”字形。为便于晾晒书籍，两进门之间有一处面积三百多平方米的大天井，用方砖铺砌，无杂草。站在大院内放眼望去，只见所有面向院落的库房都装上了落地窗。窗户多处，便于通风采光，楼主考虑得很周到。所有厅堂、房间内，都摆放着大理石屏风、书桌、茶几、香枸榻等红木家具，保留了清代厅堂的风格。 底层正殿为“嘉业堂”，上悬清宣统皇帝御赐“钦若嘉业”九龙金匾。楼上为“西固楼”，楼下窗玻璃上饰有篆书“嘉业堂藏书楼”，廊外铁栏杆上饰以“西固”二字作花，别具匠心，别具一格。

藏书规模：嘉业堂藏书楼鼎盛时期，总藏书五十余万册，号称六十万册，合计十六至七万册。至1949年，仅存十万册左右。其中：宋元精品书149册，其中完整16册；永乐大典珍稀绝版42册；《四库全书》原稿150册（翁坦锡手编）。刘承干对明清诗文集也尤为重视，明代藏书2000册，清代藏书5000册，复本近2000册。 此外，还有全国各地的地方志，包括州志、县志、府志、县县志、镇志等1200余种，33380卷，其中国内秘籍62种。藏书数量之庞大，令许多藏书家望尘莫及。其中最著名的是《清史实录》和《清史列传》两部书的抄本，均藏于北京国史博物馆，现已在社会上消失。刘氏曾花费两三万元，派专人耗时数年，将这两部书抄录下来。该馆不仅藏书，还聘请专家印书，采用红梨木藏书票，共计三四万张。 刊刻的书籍有《嘉业堂藏书》、《求书斋藏书》、《五行藏书》、《留余草堂藏书》、《西鼓楼进士藏书》、《劲松四史》、《旧五代史注》、《晋书?注》、《张氏遗书》、《北琼氏进士补正》等，共计200余种，约3000卷。 刘承干还刊刻了不少清代禁书，有屈大均的《安龙遗事》、《翁山文外》、蔡宪的《咸裕咸宪录》、李青的《三衡笔记》等。